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中国学术规范近世以降至未来之演变历程2
原本的经史子器之学，清朝那个时候的方法就是经史子集之学，那是原本的。西学传进来之前我们自有自己的学术规范，那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经史子集的规范，到了晚清就废科举建学堂，在这个新式的学堂里面，就实行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规范。规范的制定者就是张之洞先生主编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东西假如要列到我们参考书里面，也应该列举这个，可以跟《汉书艺文志》那个比较文献，也可以和它并列的。
这是我们研究近代学制的一个重要文献，在这之前还有张百熙、荣庆合编的，那时候的管学大使就是荣庆，这个其实是张百编的，荣庆只是挂名，因为他是正头，那时候叫钦定。这个朝廷否定了，因为这个计划太严重了，后来正好张之洞先生来京，正好他也没事儿干了，就给他委派了这样一个任务，张之洞先生是南皮人，张先生参与了《钦定学堂章程》的修订。
这也是他晚年临终之前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很快他就到了去世的时候了，他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期了，是他的生命末期完成的一个重大的成果，这里面就表现了中体西用的在学制上的落实。在《钦定学堂章程》中经学是没有列到一级学科里面的，它只是文学科里的一个二级学科，在这个张百熙所编的《钦定学堂章程》里面，它是七科，工科、文科、医科、格致、农、工、商这些，总是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下面都有。
那个时候的经学，是放在文学科里面的，是文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张先生就把经学科提到一级学科而且还放在八科之首，就体现了这两个章程的最重大的不同，就把经学科提为学科，列为八科之首，给经学以它重要的明确的地位。那么张百熙这个他其实就是模仿日本。
日本人是六科，他没有商科日本人的商科并在政法科里，他叫法科，日本人的六科里它就是经学科就被放在了文学科里，有一部分放在了文学科里，还有一部分放在了别处，张百熙就照抄日本人的做法，没什么主体性。张先生这个确实体现了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主体性，日本人不保守自己的文化，那我们的文化不能让日本人提我们保守对不对，人家是全盘西化的，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他们学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外来东西来学的，现在人家把它扔掉，这个也在情理之中。你中国人这可是你自己的老祖宗的东西，你照抄日本实在不行啊。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照抄的。比如说美国人说，我们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就是照抄美国人的说法，他不会反一反，美国的自由主义说要爱美国，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爱美国，这就不对了。你要知道反一反的话，你爱中国才对，这个立场地位不能照抄。这个经学科中西合璧的规范就落实在了晚清的学制里了，所以那个北大在蔡元培入掌之前是有经学院的，是有经科的，它分成了几个科嘛，其中有经科、有文科、有理科。那么蔡元培进来以后就把经科给取消了。这也是蔡元培做了民国教育总长以及他入掌北大的时候所干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即是取消了经学。
张文江老师的老师叫潘雨廷，在他的谈话录里说，他佩服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孙中山取消了两千年的帝制，蔡元培打到了两千年的经学，这个确实是事实，取消经学确实是蔡元培先生的伟业，可以跟孙中山推翻帝制并列的丰功伟业，这个影响极其深远。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往往认识不到的，我们好像把中间这个蔡元培给忽略掉了，孙中山他是一个政治人物，被称为国父，挂在天安门前面有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站在前台演文化戏的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也没有被忽略，就是说前台演文化戏的这些人和这些政治人物把蔡元培的功绩和作用给掩盖掉了，我们往往看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有认识到蔡先生的这个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在近代史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第二位的人物，除了孙中山就是他了。这个往往对他的评价还没有官方和学界的对他的认识还没有到位，对他的估价远远不够，蔡元培是个伟大的人，但是这个伟大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反面加以认识。孙中山和蔡元培是近代史两个最大的罪人，就是因为他们一个推翻了帝制，一个推翻了经学。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罪证，两个人的罪业。
这个可以去看蔡元培先生的年谱。他有个自述年谱，他就说到他为什么要取消掉经学，取消经学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道：“取消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而经科在教育体制中担当这体现中学为本的重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蔡先生说，要把它并入文史哲，并入以后经科无继续存在的必要，这实属陋见！
要知道并入之后，十三经已经不再是经学，而成为西学眼镜下且早已被切割打散的文学、史学、哲学了。取消了经学制的体质就已经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体质。我们对蔡先生、民国学制以及五四确要重新反思了，特别是要对民国学制做重新反思。把经科并入文史哲当中去，就非常危险。本身西方就不是这样的，西方有神学院来维系一个传统，来抵消文史哲的离心倾向。那么好，我们蔡先生把神学院的经科个取消了，想以文史哲来维系社会的人心，这必然事与愿违。因为文史哲，特别是文学与哲学，他的本性是一种个人的自由学问，它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局面，所以想用这个东西来做教化的主体，是完全错误的。
在晚清的《奏定学堂章程》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醒目的事实是在这里面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任何地位。现在文学院都包括文史哲三系的，你看在这个文学科里面就只有文学和史学，这个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个也是外国的史学和中国的史学，这里面没有哲学的任何的地位。这个非常需要注意的，这也体现了张之洞先生的慧眼，哲学这种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是一个摧毁性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在官学里去弘扬他，在民间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
让哲学来做教化主体，这纯属妄想，哲学没有这个功能，承担不起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让哲学承担教化的主体在今天我们希望用马克思的哲学来承担教化的主体，几十年以后苏联散了，中国也放弃了。所以用这种哲学，用这种传自西方的哲学，用这种特殊马克思哲学跟所有的哲学都没有这个教化主体的功能。用这个国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不是反教就是要放弃它。你强行用它也不是说不行，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你这个国家的散掉，我们中国放弃了，所以也没散。
还是取消经学，取消经教就是近代一直到现代的文化、政治、经济混乱的根本。梁先生说这叫文化失调。文化失调导致文化混乱，导致各个方面的无所适从，都跟取消掉经学和经教有关系。蔡元培先生想得挺好，歌唱得很好听，以美育带宗教，带不了，以文学艺术来取代宗教，把儒教理解成这种艺术化的学问，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儒教里面有艺术，但是儒教不等于艺术，不等于西方的艺术，这个是显然的。所以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个艺只是一方面，除了这个还有更多的层面，它也会有西方的宗教层面，西方的哲学层面，还有科学的层面，所以儒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问，经史子器都在儒教和儒学的范围里面，所以他无所不包，那这里面也会有科学有哲学，有宗教，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说儒学就是科学，是宗教，是艺术这显然都有问题，所以无所不包的东西不能用分科之学来限定，所以你一旦把经学打散了，放入了文史哲，那儒学这种无所不包的特征就失去掉了，所以经学也就没有了。取消了经学的民国体制和北大为代表的这样一套体质，就是一个全盘西化的规范。
因为我们中学的最后一个阵地—经学也丧失掉了，学科的建制全部进入了西方的范围，中学的一点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逐步的复兴中学原本的学科，那就分成了四五六三步。我们在教育学术方面目标也是先回到中体西用的状态。努力的目标第一步即中学规范演变的第四阶段，就是复兴中学。基础教育方面的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把语文课的现有内容取消，以蒙学经史来代替。
高等教育具体有两方面，一个就是复兴经学科及其相应的建制，要在大学里，在文史哲之外再设一个学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经学院。另一个是把四书五经作为基础课程，向全校的学生开设。经学院的职能，一个就是给经学院的学生讲授十三经，一个是给全校学生开设四书五经课。这就是我们第四步的目标。本阶段起初一直到下一阶段结束，随着固有学科体系的逐渐恢复，在治学方法见地方面的要务就是走出反向格义，复兴中学固有的方法见地。反向格义也就是以西解中，即把中学强行放入西学的学科体系中以西学的名义和见地来比附曲解中学的学术路向。
自晚清时代，中国的学术精英开始放弃自己的学术规范，转而拥抱西方的规范。一百多年以来，后者久已将前者完全取代，中国学术界久已是西学一统独霸的天下。等经学于诸子，以儒释为哲学，中学固有的经史子集的学科体系自蔡孑民入掌北大时起即已被完全取消，而将经史子集的材料切割打碎放入西学的学科体系中去研究。学科体系是一种学术规范的集中体现，故随之而来就是中学自身固有的方法和见地的丧失，代之以西学的方法和见地去研究和理解中学。也就是从外面来看待中学，这就是反向格义。
由于西学规范相比中学规范而言的幼稚性和粗陋性，（按：此非一时有激之言，而是本题全部研究都指向的切实可靠的结论。）反向格义下的中学儒释道等，必满是被歪曲误解的和面目全非的。正如从一面凹凸不平的镜子里所见之物象，又如幼童眼中的高深数学。所以要想复兴中学，首在还中学以本来面目，这就要清除西学之遮蔽与污染，走出反向格义；也就是要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固有规范。
我们这个中学统摄天下学术是最后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先要达到这一步，也就是走出反向格义，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固有的规范。也就是我们第六个阶段，是以第四、五两个阶段为前提的，要让中学统摄天下的学术首先得复兴中学本身，要没有中学，谈何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统摄的意思指中学为主体框架，西学作为客体材料。中学或者是四学四科或者是六艺六科用这个作为主体框架，西学是被整理被吸收的，被摄收的材料。这就是中学统摄西学的一个主要的理解。
这个学科的建制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要争辩的一个核心议题。我们到底是用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来从事教育和学术，还是用西学的学科体系来从事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还是用中西合璧学科体系来从事教育和学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悠悠万世，在学术方面以此为大，这可不是小事，是一件唯此为大的大事。所以我们所研究的文献全部是有关于学科建制的，《汉书艺文志》也好，《庄子•天下篇》也好，《隋书经籍志》，以及《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以及蔡元培的民国学制，都是在说学科体系、学科建制方面的事情，包括我们指出的中国现当代的十三大类的分类都是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文献。
我们讨论的这个唯此为大的问题，学科建制的问题，这好像有些跟我们所习惯的西方的名次就是形势和内容的有些关系的一个事情。这个作为统摄主体的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形式是父亲，内容是母亲，一个是阳一个是阴，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所以男女平等这个是胡扯，不可能平等，男的不能生孩子，这个是最大的不平等。所以不阴不阳都不能生，得有形式和内容合起来才行，一阴一阳之谓道，男为主，女为辅，因为阳为主阴为辅，所以我们这个作为框架的这个学科体系，它是主体，为主动的。
反向格义的这个词的起源。就是格义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是我们佛学传入的时候，用中国的名词来去比对佛学名词的一种做法，叫格义。如以‘无’来格佛教的真如，所以真如的最初的翻译叫做本无，以儒道中学的名词来进行比对佛教的名词，这叫格义，是正向的格义。就是以中学为本，来比附外来的学问，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最熟悉的是自己的东西，我们对外来的东西还不熟，我们以自己的来去比附外来的，以自己的去理解外来的，这个很正常。可是反向格义，这个名词已经表明这种做法的荒谬性，反了。表示了这种做法的颠倒性，这种反向格义就是外来的来比附我们自己的。
我们中学的东西反而要用西学去理解，我们都已经习惯于这么在做了，在学科上，他也是反向格义的。就是把儒释道解释成哲学，所以就会把真如理解为绝对理念，理解为本体、存在，这就是具体的做法。反向格义就是以西解中，把中学强行放入西学的体系中，以西学的名词和见地来比附曲解中学的学术路向。把老子的道理解为、解释为规律。说logic是老子之道是格义，说道是logic就是反向格义。说哲学是子学，这就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说儒释道是哲学，这就是反向格义。要把这个方向搞清楚，别反了，反了就颠倒了。我们天天倒着走路，我们倒悬，倒悬的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是很痛苦的是一个不能长久的状态。倒着的状态是终究要失败的，要散掉的。
我们中国已经倒悬了如此之久了，已经有一两百年了，现在是扶其正的时候了。当务之急就是正名，把这些颠倒的，把这些倒着的名词把它正过来。把这个形式，政治经济和学术当中的颠倒这种倒悬，把它解救出来，重新的复归于正，复归于中华文明的本来之正。道和logic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我们说道是logic就反向格义的，说logic是道就是格义。总之这两者都有问题，都是比附，都不能得两者之真。但是我们说我们在人家那个耶教的人最初翻译翻译耶教经典的时候把这个logic译为太初有道，这就是格义啊，用中学来格外来的西名，这个就没问题，这就是格义。
耶教的《圣经》里，把约翰福音的开头一句，译为太初有道，这个是格义，这个是正常的，我们今天反过来了。说道就是规律，道是logic，这就是反向格义，这就不正常了，这是颠倒，荒谬。因为老子的开篇明明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这规律就是普遍必然的，规律就是常，常的东西就不是道，他俩怎么比附？
等经学与子学，等经学与诸子，以儒释为哲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概括。就是哲学史规范当中，中国的儒释道所确立的采用西学来切割划分和理解的这样一个规范，它成立的这样一个步骤，成立的一个思路。最早的一部哲学史是从伏羲开始讲起，讲到晚周就结束了。后来的哲学史都是从晚周开始的，没到开头就结束了，其实他这种讲法，是保留了很多我们很多传统学术的这种味道。因为他最早，所以他最传统。他对我们学问的理解是从伏羲开始理解的，在经学里去理解的，到后来经学就慢慢被淡化，被消解了。陈黻宸的哲学史分量就开始减少，这是第二部哲学史。
到第三部，就胡适的，胡适的哲学史，就开始从晚周将起了，经学就成为一个隐的层面，只用他介绍孔子那一部分里。所以胡适的哲学史基本上就已经成为这样一个等经学与诸子、以儒释为哲学这样一个典范了。到冯友兰的时候，就彻底的成立了这样一个典范。胡适和冯友兰是今天这样一个哲学史规范的奠定者，本来在传统的规范里，孔子是身兼二部，一部分是在经部，一部分是在子部，身兼二部对孔子的理解还是比这个完全理解成子要对。孔子既是删订六经的孔子，又是说《论语》，儒家的始祖百家中一家的孔子。所以说子部的孔子的经典就是《论语》、《孝经》，经部的孔子就是删定六经的孔子，所以孔子身兼二部。
仅孔子放到子部就是把孔子删定六经取消掉了，对孔子到冯友兰这个时代，就彻底的以《论语》来理解孔子，经学不再被认为是孔子哲学的材料了，也就是说在胡适时候还保留了一个尾巴，他写孔子那一章的时候，还是引用了《易》和《春秋》，孔子的正名主义，就是孔子《春秋》的思想。孔子的其他思想也涉及到了《易》，胡适还没有完全把孔子的经学取消，每有完全把孔子和经学切掉关系。到了冯友兰，六经就跟孔子完全断了，只用《论语》去理解孔子了，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将孔子就是《论语》了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状态，今天不少人在重新的恢复孔子跟经学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中学复兴的一个征兆了，学界好多人都在发文章谈这个问题，还是不错的。
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当代中学大家。1970年生，河北献县人。200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迄今一直在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佛教、中西文化比较等。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2008年出版）、《佛学与西学》（2009）、《形上学方法》、《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2013年）、《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2014年）、《西学之中学渊源》（2013-2014年）、《佛教真面目讲记》（2012-2014）、《论周官》、《天下制度形上原理》（2019年）等。